*原文载于《图书情报知识》2020年第2期。

2019年12月至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疯狂肆虐，从武汉蔓延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对经济社会的危害之严重，远远超出人们的预判。此次疫情对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其中，社会风险信息感知与公共危机预警能力值得重视。

1、居安思危，增强社会风险意识

随着科技与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风险成为社会常态，散布在公共卫生、生态环境、资源、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社会风险的持续存在是社会治理的动力之一。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1986)提出，风险社会是继工业社会之后并传承工业社会所有危险的一个新的社会阶段[1]。相关研究表明，网络社会对于社会风险具有放大作用。Kasperson（1988）等提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理论，认为危害与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过程相互作用，可能会放大或减弱公众对风险或风险事件的反应，风险的放大主要发生在风险信息的传递与社会反应两个阶段[2]。在特定条件下，放大的社会风险可能引发公共危机，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对于风险信息的及时感知、捕获、分析和利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一个持续繁荣稳定的社会，危机意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对社会风险感知的敏锐度也会不知不觉下降，相应地，风险预警机制也可能因搁置许久而运转不良。一旦遇到突发事件，社会系统就会因为反应迟钝而错失风险防控的最佳时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但是在此次肺炎疫情发生初期，武汉市政府并没有及时向社会宣布进入“预警期”，致使疫情范围迅速扩大。因此，越是繁荣稳定的社会，越应当居安思危，增强社会风险意识，时时检视社会风险的预警和应对能力。 

2、建立城市智慧神经末梢，提高风险信息感知与捕获能力

风险信息在出现初期常常是不起眼的，微小声音淹没在互联网的信息洪流中，很难被普通个体或组织发现，甚至可能被当作谣言处理，无法引起应有的重视。建设智慧城市，实施智慧治理，不仅要建设智慧大脑，还应当建立敏锐的智慧神经末梢。社会管理各垂直系统应当在各个层级建立风险信息采集机构，建立地平线危机情报扫描的常态化机制，运用大数据技术适时感知并捕获各类风险信息，帮助决策部门快速判断、及时反应。对于一些早期在微博、微信群里传播的疫情信息，不应该轻易判断为“谣言”，而应该“疑有存有”，保持足够的警觉性，进行信息的实时收集和分析。

根据媒体报道，此次疫情信息自下而上的传递路径主要为：接诊医生—医院领导—区疾控中心—市疾控中心—市级行政管理部门—省级疾控中心—省级行政管理部门—国家疾控中心。这样一个漫长的层层上报的信息链，不但速度缓慢、效率低下，而且在最初的环节出现了判断偏差和信息损耗。2003年SARS之后，我国建设了中国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简称网络直报系统），包括乡镇卫生院在内的各级医院可以对不明原因肺炎等各类传染性疾病的个案进行实时在线直报，系统中的信息由各级疾控中心实时共享。这套系统曾经在禽流感、鼠疫等传染病预警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1月31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网络直报系统的启用没有那么早”[3]。可见，提高智慧化的风险感知能力，不仅是一个技术平台问题，同时也需要不断完善应急信息管理机制。

3、依靠专家知识，提高风险信息鉴别与处理能力

对于风险信息的识别与判断不仅需要敏锐的社会感知，也需要专家知识的深度介入。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医生早期提出的预警信息被有关部门误判为谣言而贻误了公共风险控制的最佳时机。对于这类专业性强的信息，不应单纯依靠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机构部门做出判断，而应当建立专家咨询库，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鉴别信息真伪，判断风险等级，为决策部门提供支持。同时，早期的风险预警信息不应仅仅汇报给上级部门，同时也应与同级其它省市的医学专业机构共享。在本地专业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依靠全国范围内的专家及时做出正确判断，抢占疫情控制的先机。同时，也可以避免单一机构因发表论文之需而垄断信息的情况。

4、建立快速反应通道，完善风险适时预警机制

时效性是风险信息的重要特征。决策部门每天面对大量信息，很难对所有报送上来的信息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因此如何提高重大风险信息的优先级就至关重要。为此，应当制定风险等级划分标准，为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风险预警开通紧急反应通道。目前国家在舆情应对方面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技术平台和应对机制，下一步可借鉴舆情风险治理的成熟经验，完善其它领域，尤其是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适时预警与紧急响应机制。

5、鼓励公众参与，提高社会风险协同治理能力

充分、正确、高效的信息支持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在网络社会，信息来源渠道多样，传播高效快捷，为决策者提供了宝贵的判断依据。擅长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高效获取、分析风险信息，对于有效防控社会风险、及时化解公共危机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公众常常是最早感知社会风险的群体。在社会影响广泛的领域，单纯依靠政府行政部门进行风险预警是不够的，需要充分发挥医院、社会公众、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社会主体的作用，建立协同治理平台，鼓励社会个体适时提供风险信息线索，提高社会风险的协同治理能力。

6、加强疾控知识管理，提高知识储备与复用能力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首次遇到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2003年的“非典”疫情人们还记忆犹新，而且将来再次出现的可能性也不小。因此，应当建立长效机制，在此次疫情及屡次传染病防治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形成可复用的知识库，包括专业知识、典型案例、专家名录、经验教训、亲历者记录，等等。一旦危机事件再次发生，可以快速实现医学应对、风险预警、应急响应等方面的知识复用，少走弯路，提高效率。

至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经持续两月。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救治和防控，但是疫情对于经济、社会的损害仍在继续。在这两个月中，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在从不同方面进行反思，总结教训。从风险防控的角度来讲，希望充分发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作用，建设智慧化的社会风险感知神经末梢，与智慧大脑一并构成智慧城市治理体系，为疾控防治和社会风险治理现代化提供信息与情报支持。

参考文献
[1]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 Kasperson R E.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J]. Risk Analysis, 1988, 8(2):177-187.
[3] 正常运行16年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为何武汉疫情没有及时启动？[EB/OL].[2020-02-[4].http://finance.sina.com.cn/wm/2020-02-04/doc-iimxyqvz0286265.shtml.

简介：王芳，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知识发现，知识组织，情感挖掘、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务、情报学理论与方法（在上述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数字档案馆，数据治理与管护（Data curation)，网络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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