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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长虹:面向实践的管理学研究转型

发布时间: 20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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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南开管理评论》公众号

《管理世界》杂志今年第四期的编者按——“亟需纠正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中的‘数学化’‘模型化’等不良倾向”,在管理学界引起热烈反响。许多学者通过网络渠道直抒宏议卓见,提出纠正定量方法泛滥的各种措施,把这种风气和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脱节的现象联系起来,话锋所向,直指管理研究的学术方向。

《南开管理评论》自2017年第六期起,借“主编寄语”持续倡议管理学科的实践取向,希望改变管理研究中的不良倾向,推动理论界与实践界的“知识旋转门”。我们认为,“一流的管理学研究,应当体现鲜明的时代气质,应当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管理学的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脱节,既有体制原因,也有学术期刊的导向、学术风气乃至学术界与企业界的固有隔阂等多种原因。要使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深度结合,仅靠改变学术期刊的选题方向是不够的,需要在多个环节上做出有力度的调整。

近年来,国家在职称制度改革、高校体制改革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正在展开,学术研究的体制环境正在优化,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其他环节也须大力改进。

为此,《南开管理评论》有必要重申对管理学面向实践研究转型的几点主张。

一 管理学科的实践属性

推进学术转型,首先应该厘清管理学的学科属性,摆正学术性与实践性的关系。实践性是管理学科的基本属性,意味着理论成果必须能够服务于管理实践,或者说理论必须为实践者提供有益的帮助。

管理者具有主观能动作用,管理实践又发生在复杂、变化的情境中,人们很难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情境。由此,许多管理理论都不大可能为管理者提供精确的指导,无法对一些事物进行准确预测,从而不具备普适性。

故而,管理理论用于实践的主要方式是启发管理者,帮助他们深化对现实事物的理解,拓宽视野,丰富思路,构建合理的逻辑。

二 管理学科好理论的特征

“好理论莫过于实用”。面向实践不是不要理论,而是需要好的理论。

之前,我们把管理学科好理论的特征归纳为真实性、融贯性、有效性、简约性四个方面:

真实性——无论观点源自何处,是猜想、推理或是受其他理论启发,它所对应的现象必须在实践中被真实观察到,才能升华为理论;

融贯性——新生的理论应该和大家公认的理论相融合,如果新理论否定了已有理论体系的某一部分,也应该与其他部分保持逻辑的一致性;

有效性——新理论能够给管理者更多的启发,使他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事物,为他们探索未来提供更多的知识;

简约性——新理论应该简明易懂,不能故作深奥、故弄玄虚,应该方便与企业界人士的交流。

沿着这种思路,人们不难理解,好的理论成果一定要有理论贡献,这种贡献包括对一些管理现象给出更合理或更简明的解释、发现一些理论的使用边界或局限性、针对某些管理情境对已有理论做出修正、以及提出得到实践验证的新理论。

当然,从管理学科百年发展史来看,管理理论成果既不具有普适性,也不具有永久性。因此在理解理论贡献时,有必要放弃以发现管理实践中普遍真理为目的进行理论研究的“本质主义”科学观。事实上,已有学者撰文指出,对数量方法的崇拜恰恰与“本质主义”有一定关系。

三 如何面向实践做研究?

管理研究要面向实践,就需要深入和准确地观察、领悟实践行为,才可以更好地概括出管理者的决策逻辑,再将这种决策逻辑与现实世界中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相对照,借助已有的理论成果识别决策逻辑中的有效成分,这样才有可能生成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面向实践不一定要降低理论的抽象性,而是要在抽象过程中保留真相的关键特征,好的抽象的理论成果也可以充分地解释实践,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实践。从另一方面讲,现代管理者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能够接受抽象的理论。理论的抽象性,并不是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根源。

管理研究的这种特性,意味着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中需要对现实事物和管理实践做抵近观察,查明其间的因果脉络,再做出准确的概括。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在研究中首选的观察对象自然是中国企业。

这里所说的中国企业是指所有在中国本土上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其中既包括华为这样的企业,能够成功地把西方管理理论转化为企业的竞争力;也包括吉利汽车这样的企业,能够走出一条独特的国际化道路;还包括利用逆杠杆机理成长起来的本土企业,以及面对危机表现突出的跨国公司在华企业,这些都是很好的研究对象。

当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研究外国企业在西方社会中的管理实践也不失为一种研究选题,但如果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调查,仅凭一些二手资料进行推断,很难获得理想的研究成果。

需要说明的是,管理理论虽然不具有普适性,却也不受国界的限制,外国好的管理理论同样可以启发中国的管理者。中国的管理学界要服务于中国的企业,主要就是要把更好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中国的管理者。

四 面向实践也需恪守学术标准

面向实践的学术转型,并不是要降低学术标准,更不是要把学术文章写成通俗故事。学术标准是学术质量的保证,严格的学术标准也有利于遏制学术浮躁,而后者恰恰是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的驱动因素之一。

我们在审稿过程中发现,有四类问题比较突出:

一是构造模型时提出的假设严重偏离现实,使得模型完全无法联系实际,损害了理论的应用价值;

二是有些作者在选用一些概念的操作型定义时寻求省力,忘记了操作型定义就像是显微镜的镜头。过于简化的定义等同于粗制滥造的镜头,即使一架显微镜镶金嵌银,这样的镜头也不可能让人看清事物,更不用说深入观察事物内在的机理;

三是在案例研究或其他定性研究中,对真实事例观察不细,证据链缺少必要的细节,实际资料不足却急于构建理论,理论悬浮于现实之上;

四是大量罗列文献,不顾文献的代表性和观点的正确性,有文章在一句完整的话中竟分次出现三四个标注,让人不知作者是在引述他人的观点,还是在做观点合成。这些问题也是学术浮躁之风在文稿中的典型表现。

管理学科面向实践的转型,当然需要企业界的呼应。这就需要打破学术界与企业界双方的隔阂,建立起能够充分沟通、深度交流的合作关系。我们曾经提议,为了实现双方思想共振、知识共创、理论共融,有必要建立起更为畅通的“知识旋转门”。

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企业界和学术界的交流深度和广度已经得到显著改进,我们也希望以学术期刊为平台,通过多种途径吸引双方的注意力,继续致力于这种知识交流机制的建设,为管理理论研究建立起更坚实的实践基础。



注:本文原载于《南开管理评论》公众号2020年5月10日“主编寄语|白长虹——面向实践的管理学研究转型”。

作者简介:白长虹,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院长,《南开管理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