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南开管理评论》公众号

《管理世界》杂志今年第四期的编者按——“亟需纠正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中的‘数学化’‘模型化’等不良倾向”，在管理学界引起热烈反响。许多学者通过网络渠道直抒宏议卓见，提出纠正定量方法泛滥的各种措施，把这种风气和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脱节的现象联系起来，话锋所向，直指管理研究的学术方向。

《南开管理评论》自2017年第六期起，借“主编寄语”持续倡议管理学科的实践取向，希望改变管理研究中的不良倾向，推动理论界与实践界的“知识旋转门”。我们认为，“一流的管理学研究，应当体现鲜明的时代气质，应当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管理学的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脱节，既有体制原因，也有学术期刊的导向、学术风气乃至学术界与企业界的固有隔阂等多种原因。要使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深度结合，仅靠改变学术期刊的选题方向是不够的，需要在多个环节上做出有力度的调整。

近年来，国家在职称制度改革、高校体制改革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正在展开，学术研究的体制环境正在优化，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其他环节也须大力改进。

为此，《南开管理评论》有必要重申对管理学面向实践研究转型的几点主张。

一 管理学科的实践属性

推进学术转型，首先应该厘清管理学的学科属性，摆正学术性与实践性的关系。实践性是管理学科的基本属性，意味着理论成果必须能够服务于管理实践，或者说理论必须为实践者提供有益的帮助。

管理者具有主观能动作用，管理实践又发生在复杂、变化的情境中，人们很难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情境。由此，许多管理理论都不大可能为管理者提供精确的指导，无法对一些事物进行准确预测，从而不具备普适性。

故而，管理理论用于实践的主要方式是启发管理者，帮助他们深化对现实事物的理解，拓宽视野，丰富思路，构建合理的逻辑。

二 管理学科好理论的特征

“好理论莫过于实用”。面向实践不是不要理论，而是需要好的理论。

之前，我们把管理学科好理论的特征归纳为真实性、融贯性、有效性、简约性四个方面：

真实性——无论观点源自何处，是猜想、推理或是受其他理论启发，它所对应的现象必须在实践中被真实观察到，才能升华为理论；

融贯性——新生的理论应该和大家公认的理论相融合，如果新理论否定了已有理论体系的某一部分，也应该与其他部分保持逻辑的一致性；

有效性——新理论能够给管理者更多的启发，使他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事物，为他们探索未来提供更多的知识；

简约性——新理论应该简明易懂，不能故作深奥、故弄玄虚，应该方便与企业界人士的交流。

沿着这种思路，人们不难理解，好的理论成果一定要有理论贡献，这种贡献包括对一些管理现象给出更合理或更简明的解释、发现一些理论的使用边界或局限性、针对某些管理情境对已有理论做出修正、以及提出得到实践验证的新理论。

当然，从管理学科百年发展史来看，管理理论成果既不具有普适性，也不具有永久性。因此在理解理论贡献时，有必要放弃以发现管理实践中普遍真理为目的进行理论研究的“本质主义”科学观。事实上，已有学者撰文指出，对数量方法的崇拜恰恰与“本质主义”有一定关系。

三 如何面向实践做研究？

管理研究要面向实践，就需要深入和准确地观察、领悟实践行为，才可以更好地概括出管理者的决策逻辑，再将这种决策逻辑与现实世界中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相对照，借助已有的理论成果识别决策逻辑中的有效成分，这样才有可能生成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面向实践不一定要降低理论的抽象性，而是要在抽象过程中保留真相的关键特征，好的抽象的理论成果也可以充分地解释实践，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实践。从另一方面讲，现代管理者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能够接受抽象的理论。理论的抽象性，并不是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根源。

管理研究的这种特性，意味着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中需要对现实事物和管理实践做抵近观察，查明其间的因果脉络，再做出准确的概括。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在研究中首选的观察对象自然是中国企业。

这里所说的中国企业是指所有在中国本土上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其中既包括华为这样的企业，能够成功地把西方管理理论转化为企业的竞争力；也包括吉利汽车这样的企业，能够走出一条独特的国际化道路；还包括利用逆杠杆机理成长起来的本土企业，以及面对危机表现突出的跨国公司在华企业，这些都是很好的研究对象。

当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研究外国企业在西方社会中的管理实践也不失为一种研究选题，但如果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调查，仅凭一些二手资料进行推断，很难获得理想的研究成果。

需要说明的是，管理理论虽然不具有普适性，却也不受国界的限制，外国好的管理理论同样可以启发中国的管理者。中国的管理学界要服务于中国的企业，主要就是要把更好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中国的管理者。

四 面向实践也需恪守学术标准

面向实践的学术转型，并不是要降低学术标准，更不是要把学术文章写成通俗故事。学术标准是学术质量的保证，严格的学术标准也有利于遏制学术浮躁，而后者恰恰是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的驱动因素之一。

我们在审稿过程中发现，有四类问题比较突出：

一是构造模型时提出的假设严重偏离现实，使得模型完全无法联系实际，损害了理论的应用价值；

二是有些作者在选用一些概念的操作型定义时寻求省力，忘记了操作型定义就像是显微镜的镜头。过于简化的定义等同于粗制滥造的镜头，即使一架显微镜镶金嵌银，这样的镜头也不可能让人看清事物，更不用说深入观察事物内在的机理；

三是在案例研究或其他定性研究中，对真实事例观察不细，证据链缺少必要的细节，实际资料不足却急于构建理论，理论悬浮于现实之上；

四是大量罗列文献，不顾文献的代表性和观点的正确性，有文章在一句完整的话中竟分次出现三四个标注，让人不知作者是在引述他人的观点，还是在做观点合成。这些问题也是学术浮躁之风在文稿中的典型表现。

管理学科面向实践的转型，当然需要企业界的呼应。这就需要打破学术界与企业界双方的隔阂，建立起能够充分沟通、深度交流的合作关系。我们曾经提议，为了实现双方思想共振、知识共创、理论共融，有必要建立起更为畅通的“知识旋转门”。

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企业界和学术界的交流深度和广度已经得到显著改进，我们也希望以学术期刊为平台，通过多种途径吸引双方的注意力，继续致力于这种知识交流机制的建设，为管理理论研究建立起更坚实的实践基础。

注：本文原载于《南开管理评论》公众号2020年5月10日“主编寄语|白长虹——面向实践的管理学研究转型”。

作者简介：白长虹，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院长，《南开管理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