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作为商学教育的枢纽环节，在我国30年的发展历程中牵动了整个商学教育的开放、发展和升级，其中许多时刻、许多人物、许多事件和许多问题值得人们去回忆、总结和思索。一个知识领域只有孕育出足够的反思和自省能力，才有可能在未来的道路上表现出更强大的活力，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莫不如此。借此纪念MBA教育开办30年之际，我们连续用3期主编寄语栏目，回顾商学教育历史，讨论未来创新方向，目的在于激发学界、企业界和其他相关各方的反思，为商科教育新发展增添思想动力。
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是一部充满思想冲撞和反思的历史片。其中与商学教育密切相关的一个争论议题为“大学是否应该参与职业教育”。大学雏形在中世纪欧洲诞生时，语法、修辞、算数等所谓“文科七艺”涵盖了知识的划分，并成为当时多数学校共同教授的内容，这就使得一些人误以为大学的职能只是博雅教育。近来一些学者的研究却表明，中世纪时大学教育是有职业教育功能的。在当时的一些城市里，随着司法和医学实践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律师、公证人和医生等职业，虽然大学学位并不意味着从事任何职业的资格，但进入大学学习对于希望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来说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谋得一份工作。瓦尔特·吕埃格在《欧洲大学史》中就指出，中世纪大学的功能之一是“为培养实际事务的专门人才、促进‘实践的生活’和满足社会需要做准备……事实上，职业训练是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
现代大学的兴起显然与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有直接的关系，19世纪初创办的洪堡大学开启了现代大学的办学模式。洪堡大学所秉持的科学精神，即把研究视为教育活动的中心，“唤醒已由多种知识武装起来的心灵高贵的年轻人的学术观念，帮助他们掌握有志于从事研究的专门领域的知识”，被威廉·洪堡视为大学的根本理念。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坚持学术取向作为大学立命之本，成为一些教育学家的坚强信念。如美国教育学家弗莱克斯纳就强调大学的专业是学术性的，要有“高深学问”，他承认大学需要发展新的科类，但实用方面的重要性不足以获得学术上的承认，因此坚持“职业教育不属于大学”。他反对商学教育进入大学，在《现代大学论》一书中，他用了相当篇幅批评哈佛商学院，把“注意力集中在肤浅的技巧上……浪费了学习文化的机会”。
事实上，洪堡模式在19世纪后期也遭遇了危机。随着现代技术被整合入大学和一些技术大学的出现，一些曾经被视为二流学校的技术大学招生人数迅速上升，超越了遵从洪堡模式的大学，而且这些大学的水平不断提升，不少后来成为当代名校，这“反映出了大学学习向现代职业的转向”。这种转向在20世纪一直持续进行着，特别当弗莱克斯纳最为推崇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设立MBA项目时，没有人再会质疑职业教育在大学的合法地位了。但是跻身于大学的职业教育，与一般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又有何不同呢？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版《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职业教育被界定为“使学习者获取某种职业或行业或数种职业或行业特定的知识、技艺和能力的教育课程”。也就是说，职业教育（包括高等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职业教育突出就业导向，突出职业能力特别是一技之长的培养，突出技术知识的学理基础。而大学教育的目标显然要比职业教育更为宽泛。卡尔·雅思贝尔斯在《大学之理念》中明确说到：大学以一身而兼备职业学校、文化中心和研究机构这三重不可分割的身份，因此有三件事是必须要做的，即职业训练、完人教化和科学研究。在当代大学里，这三种相互联系的活动依然贯穿着学生们的大学生活。他们可以通过参加研究活动来了解知识的形成和进步过程，通过通识课程和社会活动来认识他们将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他们所学的专业知识也对未来的职业选择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这些知识可应用的范围往往会涵盖许多职业，但要达到职业的要求，还需要通过必要的实践。
MBA作为世界上第一种专业硕士，当然属于大学中的高级职业教育。所谓专业硕士，是一种重视职业实践能力的培养规格。在不少学校的招生简章上，也把MBA的培养目标说成是培养职业经理人、高层次管理者或未来领袖。但在充满诱惑力的目标背后，相对于法律、工程等专业硕士项目，MBA教育的特色何在？它要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职业训练呢？
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即管理是一个专业吗？对MBA教育持严厉批评态度的明茨伯格教授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复。他认为，组织是一种复杂现象，对它的管理是一件困难的事，管理不是一个专业，不同于医生或工程师——这些专业运用了大量的科学原理，因此可以在学校学习基本理论，然后通过实习来培养自己的职业实践能力。而“管理实践的特色在于它的模糊性”，在这种情境中，管理者对环境的认知、过去的管理经验都不可以被简单移植。MBA教育对管理的复杂性恰恰缺少考虑，它把“管理简化为决策制定，把决策制定简化为分析，把分析缩减为技术”，然后试图靠着传授各种分析工具，再添加点商业伦理和软性技术来培养管理者，致使商学院沦为“商业技术学院”。明茨伯格的批评虽然有些刺耳，但对于从事MBA教育事业的人来说却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
毋庸置疑，商学教育为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个人的作用可能只能改进一个企业或企业的一个经营环节，但这些力量聚合在一起，就能改变整个经济发展模式。钱德勒在论述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企业管理革命时，把管理职业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作为那次管理革命的主力，现代企业得以持续扩展的原因是，多单位公司在美国经济中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竞争优势，而这些公司高中层管理者的决策能力，是现代工业企业组织能力中最宝贵的构成。他赞赏哈佛商学院能够开设“其目的是从高阶层管理的观点出发，发展出一套解决经营问题的方法”的课程，并认为“现代管理学院的成立，对于新的多单位工商企业中的管理的职业化有着最重要的意义”。
从那时到现在，关于商学院的培养模式已经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争论，虽然教学改革的口号不时响起，但商学院培养模式却在固化。许多优秀管理者的成长过程表明，今天的管理人才不可能仅凭学校习得的知识去胜任自己的工作。对他们而言，继续成长要比初始岗位更重要。而继续成长意味着他们要面对更复杂的技术环境、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意味着他们对环境的适应性让位于工作中的创造性，意味着明茨伯格所说的“管理实践的模糊性”会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的成长过程肯定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商学院还要面对各种培训机构的竞争。毫不夸张地说，如今商学院的地位正在被动摇。面对着这种挑战性的局面，再度深刻反思专业教育、职业能力的含义和商学院的未来身份是我们纪念中国MBA教育30年的必要探索。
原文刊发于《南开管理评论》2021年第五期
